人的問題

在這裏工作已有一段時間，不同的人都問過我同一個問題：「在自己的母校工作，跟以前的老師一起工作，你會有甚麼感覺？」

但我每一次都會這樣回答：「我覺得不會有特別感覺，你應該反而去問問那些 “以前的老師”。」

我這樣回答，只是因為我認為一個成熟的人，應該會懂得公私分明。在學校以外，不錯，我是學生，他們永遠都是老師，但在工作上，大家只是平等關係的同事。

能切實做到這樣公私分明的，我不能不提及一個人──科主任。其實科主任以前從未教過我，只是在課外活動上指導過我而已，所以她也是我可敬的老師。不過，現在在學校裏，她待我卻像其他同事一樣，間中會主動過來跟我搭訕、說笑，會以平等的身分和尊重的語氣跟我談公事，總之就是那些「萬事有商量」的上司！另外，她亦會刻意安排一些崗位或工作項目來讓我多學習，可見是一個真心提攜下屬的上司！還有，在校長面前，她也會為我盡力爭取，例如爭取不用「代堂」、爭取資源，甚至會在校長面前盡力撐持和解畫的好上司！

她的知遇之恩，可說是令我感動，但最令我佩服的是，她跟和我前一個上司一樣，都是一個實事求是、竭力實踐的主內姊妹。

然而，並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的。

今年，我「榮幸」地當上了正班主任，更「榮幸」是，我中三時的班主任當副班主任，理論上，她是我的「副手」。她是怎麼人，我想我還很清楚記得，而更巧合的是，她是我一位好朋友的媽媽的學生！於是，我的好朋友只好叮囑我要「萬事小心」。

由於學校沒有明確指引交代正副主任的工作分工，所以一切分工只是隨意隨人。我還記得去年我當副主任時，對方是一個非常容易相處的人，也是一個教過我的老師，但又能以平等關係去合作的伙伴。可是，今年很不幸。

話說，我班有一個失明的同學，但這位同學在班上卻沒有太熟稔的朋友，這幾天都是獨個兒坐在前面。上了課三天，我才觀察到她不能獨個兒坐在前面，於是我便主動及有禮地跟我的「副手」商討，但她第一句的回應竟是：「係啦，我第一日都話應該要搵人同佢一齊坐，同埋我諗之後我地應該要有主導權，要一個月要調一次位！」

那一刻，我心想，但又不敢直接反駁：「你又會係咁講啦，你第一日係問我點解會無人同佢坐！你咁問我都唔知點解架！同埋，我覺得，完全無必要自找麻煩，去一個月調一次位！仲有，我同班細路講左，除非有老師投訴，否則在放聖誕前都唔會調位。」

根據去年的經驗，調位的工作我們全年只做過一次，原因很簡單和人道。第一她們已是中三，又不是太反叛或太多違規行為，大家都有一定的自制能力，何不放手？第二她們是最後一年做同班同學，感情已建立了一段時間，何不成全她們，讓她們多聚一段時間？第三她們是女生，平時嘈吵一點實屬正常，但她們也是緊張學業的乖學生，會在適當時間自動閉嘴，那何不互相體諒？第四，這一代要學生敬重老師，我認為很多時候都要老師先表示尊重學生才可 (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是一樣)，況且，假若對一些已是非常乖純的學生採用強硬手法，根本最後只會是自找麻煩。

簡言之，我預計到今年我和她的合作是不會愉快的，至少不會像去年一樣和諧。由此可見，這絕對是人的問題，或是人的性格的問題。

另一例子亦是顯而易見。今天召開級務會議，三個女人在討論揀選哪一篇課文作為「協作項目」，以配合學校的三年計劃。其實我們在暑假已經初步協定揀選《風箏》，因為這篇課文既是經典文章，又是講讀篇章。於是，作為統籌的我，苦思了幾天，才有點頭緒。

可是，今天，某性格固執的同事又提議改用另一篇自習文章──《第二次冒險》，原因有兩個：一，魯迅的《風箏》艱深，我們要先花很多時間交代魯迅的背景她們才會明白，而且文中提到的「精神虐殺」、「玩具是兒童的天使」未必能扣緊現實生活，讓她們加以應用和反思。二，《第二次冒險》可以引申到儒家的「義、利、命」的思想，一方面層次較高，另一方面最近的旺角大火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事例去讓她們思考，所以較易扣緊現實生活。

換課文，我不反對，但我覺得理由不太合理：
第一，起初又是你們說要選《風箏》的；
第二，教任何一篇經典文章，無論如何，總需要介紹作者和交代背景；
第三，很多同學其實已經在小學已認識魯迅，更知道他的寫作風格；
第四，課題能否扣緊現實生活，只看我們如何演譯，單是「風箏是沒出息孩子的玩藝」一句話就已經可以引起討論和反思；
第五，對一個中三的學生來說，我深信儒家義、利、命的哲學思想是更難掌握和明白。

最後，由於另一同事異口同聲地贊成此意見，所以還是選了那篇自習篇章。到了這裏，我想起哲學家教我的一句話：「佢地鍾意點咪點囉。」

算啦，這就是人。

總言之，我發現原來我高估了人的器量。